5000多年前的一處“火痕”，讓凌家灘再次“火”出圈：在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有一片總面積超3000平方米的紅燒土遺跡，這片紅燒土，再次將中國考古界的目光聚焦到凌家灘，追逐史前文明之光。5月8日，第二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舉行分組討論，2個組，3個小時，200多名考古界“大咖”暢所欲言，智慧的火花在碰撞，思想的光芒在交匯，大家目標一致：讓中華文明之光照得更遠！
聚焦紅燒土遺跡 追逐史前文明“火光”
在凌家灘遺址崗地東南角、內壕中部，是以大面積的紅燒土堆積為特點的凌家灘紅燒土塊遺跡考古發掘地，總體呈長方形分布，總面積 3000多平方米，由大小、形狀不一的紅燒土塊加少量黃黏土堆筑而成，厚度在1.5米左右。
尋秘紅燒土，考古學家們各抒己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付永旭推測，當時火燒溫度應該超過 1000℃，從紅燒土的燒結面推測其經過多次高溫燒，最終沉淀為青灰色。付永旭鼓勵研究者解放思想，大膽猜測下，紅燒土與烘烤墓地是否存在一定關聯。史前人類為何花這么大精力、時間來燒這片紅燒土，燃料哪里來？這些問題都為未來的挖掘、研究留下了許多可探尋的空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良智認為，2019年至今，凌家灘考古發掘取得重大突破，和石鉞、玉璜一樣，紅燒土極大地豐富了凌家灘考古資源，為更多挖掘、研究提供可能，啟迪更多人尋秘華夏文明根源。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有著穿越時空的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研究員劉國祥認為，紅燒土遺址呈現的墓地、祭祀是一個很規整的體系，仿佛瞬間就把人們拉回了距今約 5500 年—5350 年的凌家灘文化最繁盛的時期。其建筑臺基及特殊的構造方式與紅山文化有著諸多相似之處，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南北文化之間的交流、傳承和創新，他表示紅燒土遺址遺跡的展示上還有完善的空間，建議加大凌家灘文化的傳播。
分組討論時，考古學家推測，這片紅燒土堆積區域和紅燒土西側的建筑臺基共同組成一處超大型的公共建筑基址，這為深入研究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關注出土玉器 當好文化傳承“火炬手”
1987年以來，歷經14次發掘，凌家灘遺址總發掘面積7000余平方米，先后出土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珍貴文物3000多件。
“如果把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并稱‘中國史前三大玉文化’，我覺得委屈凌家灘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說，2012 年，參加第一屆中國凌家灘文化論壇時他就提出兩個觀點，一個觀點是凌家灘文化是中國玉禮器起源的第一個中心，第二個觀點是凌家灘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先身，但凌家灘出土的齒輪形狀玉器，對這兩個觀點提出挑戰。朱乃誠認為，目前發現的所有齒輪狀玉器中，凌家灘是最早的，包括紅山文化出土的齒輪狀玉器也受到了凌家灘文化影響。
1987年5月，凌家灘遺址進行第一次試掘時，就在墓葬 M4 中發現了玉版和玉龜。玉龜分背甲和腹甲兩部分，上面鉆有數個左右對應的圓孔。玉版中部琢有小圓圈，并以“→”準確分割為八等份，大圓外又有四個“→”，指向玉版的四角。安徽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愛冰也對凌家灘玉龜、玉版談了自己的看法。
“這些年上海博物館對良渚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史前重要玉器文化做過地質考古學研究。其中，以福泉山遺址為例，通過對其出土崧澤—良渚時期玉器的無損測試分析，確證其透閃石玉和蛇紋石玉都是兩種地質成因。這意味著它們來自兩種礦床，有多個玉料產地來源。”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谷嫻子說，雖然凌家灘遺址玉器的玉料來源問題還在探究當中，但史前人們對以玉料為代表的稀缺資源的獲取和使用顯然“竭盡所能超出所想”。
谷嫻子認為，從近幾年其他專家、學者的調查研究來看，安徽省內已確定有蛇紋石玉產出。從地質學角度，也有可能有透閃石玉料的產出，“未來，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地質調查，并且進一步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走進凌家灘遺址，走近歷史真實。”
記者 王永霞 劉小慶
